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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的定义话语系统中“异志”观点的汗青源变

编辑作者: 日期:2022-04-29 18:15:30 点击:
句子的定义话语系统中“异志”观点的汗青源变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同志”一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考察“同志”一词,多为称谓,指向共同的追求和价值。作为中国话语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词语,“同志”本身就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意蕴。考察“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对于明晰中国人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操守标准和凸显平等作风等有着性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研究”阶段性,项目编号为17YJC10059)

  “同志”一词,在中国古代话语里也有使用,但多指志向相同、志趣相合。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晋书·王羲之传》中有“尝与同志宴稽山阴之兰亭”的论述。鲍照《代悲哉行》中“览物怀同志,何如复乖别”,“同志”则是指代夫妻。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具有鲜明的色彩。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词,并将其赋予鲜明的阶级立场,即代表和广大工人阶级且思想一致的政之。列宁也将主张相同者,将广大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称呼为“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同志”称谓指代具有共同情怀和色彩的。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同志”是用以区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的重要语意表述,主要是在政党之间使用的称呼,句子多用来指代有共同的阶级身份和主义理想追求的人。

  我国近代以来使用的“同志”概念,与日本的话语影响有关。明治维新后,“同志”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一些以“同志”命名的、党派、机构,如“同志会”“同志社”等,纷纷出现。党派人士之间也经常用“同志”互指,其色彩愈来愈浓。随着中国的一些志士仁人前往日本寻找救国真理,努力汲取各种新的科学知识,他们也逐渐接受并使用了“同志”的称呼。1893年,梁启超在《致王康年书》中就用“同志”来称呼立志于维新变法的同伴:“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同志纵论事变,迻匆虑而熟思之。”【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页。】1898年,他更是:“吾国人不能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皆为同志。”【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这时,“同志”一词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含义。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兴起后,也借用了这一概念。中国同盟会将该词引入组织内加以使用。后来,在中国内部间亦互称“同志”,孙中山在临终的嘱托中就有“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王天、刘望玲:《辛亥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页。】的著名表述。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考察“同志”概念在话语体系中的历史流变,对于明晰中国人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操守标准、凸显平等作风等有丰富意义。

  “同志”成为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比对选择的过程。与“同学”“”相较,它内涵着朋友情谊基础上的深入探寻、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意蕴;与“兄弟”“姊妹”相较,它内涵着兄弟姐妹情谊之上的情感意蕴;与“先生”相较,它内涵着尊称基础上的平等,内涵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恰如其分称谓的意蕴。

  在中国成立初期,话语体系中“同志”是组织层面的代名词,“同学”“”是社会层面的代名词。1922年,王尽美在京奉铁山海关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矿工痛告全国书中称:“全国们”,“凡我全国工友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大家还有吗?请一致起来为我们的苦们报仇啊!”【《王尽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页。】1923年9月26日,向警予在《告丝厂劳苦女》一文中,用“”来指代社会女工。【《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1925年5月29日,她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日人宣言》中称:“们!我们有一大部份被国家所弃的男女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里呵!”【《向警予文集》,第245页。】1926年3月13日,向警予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接受献旗时的讲话》中,用“同志们”代替“们”“姊妹们”,并开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词。【《向警予文集》,第253页。】这里比较明显地表明,在社会层面彼此称呼用“”,组织层面彼此称呼用“同志”。李达指出:“劳动者若真有自谋解放的决心,就要急起直追来干劳动立法运动。机会不可失,全国劳动团结起来!”【《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在李达的文章中,是与“外敌”“外侮”对比而经常使用的词语。“从历史上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过说明出来,藉以外侮的勇气。”【《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第184页。】1923年11月,王尽美在山东国动和劳动运动发展情况中称人士为“同志”,其中指出:“党务: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地方全体大会,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绍同志三人,共十六人。”【《王尽美文集》,第68页。】1925年8月,王尽美在遗嘱中写道:“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和全人类的解放和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文集》,第88页。】“同志”一词的意蕴更为丰富。

  在年代,革故鼎新是社会发展之基本要求,也是之必然要求。从组织层面来看,这就要广泛争取和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在中不断地寻找同志。1920年11月7日,邓中夏:“我最亲爱的劳动呀”,“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与我们携手”。他希望劳动能够信任“热心社会的人”,并能够将自己工作、生活和感想等情况随时告知他们,“以去求解决的方法”。【参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1921年9月1日,彭湃在《告》一文中,希冀在“”中寻找“同志”。“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们后“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即可发展为“同志”。这种朴实的话语表述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与“同志”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成立之前,党的早期领导人曾用“兄弟”代指具有志同道合的情怀的朋友和学会会员。在的话语体系中,“兄弟”“姊妹”组织事宜的沟通称呼,而“同志”是组织内严肃的称谓,突出了“同志”一词在使用时具有的严肃性特点。

  1917年12月22日,在写给陈颂言的信中说:“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305页。】1918年,他在日记中记述:“下午送冠贤【冠贤即童冠贤,时为新中学会干事长,为加入该会的介绍人。】至站。晚与山【山即王朴山,1913年至1917年与同在南开中学读书。】兄食于中国饭店源顺号。”【王永祥、〔日〕高桥强:《留学日本时期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1920年8月,在蔡和森写给的信中,以及同年12月的回信中,都以“兄弟”之称代指为中国而奋斗的同盟者。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信中,称“和森兄子昇兄”【《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称“和森兄”“弟”【《书信选集》,第15、16页。】。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信中,称“荫柏兄”“弟”【《书信选集》,第17、19页。】。1923年11月12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拟设书社事致刘仁静信中,称呼“仁静兄”【《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向警予曾多次用“姊妹们”这一称呼指代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1924年4月9日,向警予撰写文章谈直隶第二女师。她用姊妹来指称具有、主张的革新女子。“姊妹们!我们底先锋已在前线进攻了!我们还是冷眼旁观呢?还是桴鼓助战呢?”【《向警予文集》,第188页。】12月27日,她再次提到“姊妹们,女界先觉的姊妹们!寒假到了,我们赶快到妇女群众中去努力宣传”【《向警予文集》,第201页。】。1925年4月13日,在论及应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时,向警予进一步指出:“姊妹们!国民会议条例第十四条的修正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力争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姊妹们,不要忘记了,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是我们最初的主张,我们要到底!”【《向警予文集》,第225页。】

  1923年9月24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事致仲澥(邓中夏)信中,称呼“仲澥兄”,信的结尾又以同志相称,“祝你和诸位同志努力和健康”【《邓恩铭文集》,第29页。】。1923年,邓恩铭在关于青岛团支部成立情况及增寄刊物事致仁静信中,由之前的“仁静兄”改称“仁静同志”。同年11月21日,在关于青岛将于近期成立地方团组织及工人团体组织等情况致刘仁静信中,一直称“仁静同志”【《邓恩铭文集》,第47、52页。】。1924年4月1日,彭湃给刘仁静信中将“同志”作为称谓来称呼,“祝诸同志安好!”【《彭湃文集》,第62页。】可见,若是严肃的问题称“同志”,其他非组织事宜的沟通称“兄弟”“姊妹”。

  相互尊敬称呼“先生”。在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曾多用“先生”一词互相称谓。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在给陶毅(谈女子发展计划问题)的信中,用“先生”指代团体内部。“和森先生说陈启民、何叔衡两先生都可以从事鼓吹。萧子昇先生所教的楚怡高小学生,是极有担负极有训练的,这次很可以同去发动中学男女共学的要求。”【《向警予文集》,第8—9页。】1920年6月2日,向警予在给彭璜、的信中,称彭璜、先生。“和森意欲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此意我极赞成,不知先生以为何如?”【《向警予文集》,第23页。】李达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中,曾四次称“陈独秀先生”【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日报》副刊《》1919年6月24日。】。1920年7月9日,致胡适信中,称胡适为“适之先生”【《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1921年9月29日,在致杨钟健的信中,曾用“先生”指代的群体。【参见《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1923年11月24日,瞿秋白在《世界与必然世界》中用“先生”来称呼丁文江和胡适等,“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先生”一词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因其社会属性而广泛使用,用“先生”主要是表示尊敬。

  志同道合称呼“同志”。中国广泛使用“同志”一词始于1923年。中国成立后,者之间称谓逐渐以“同志”取代了“先生”“同学”“兄弟”“姊妹”等词。在对敌斗争复杂的条件下,一声“同志”让从未谋面的人迅速找到认同感。在国共合作推动进展的背景下,1925年1月19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在给中国驻法总支部的一封信中曾用“同志”一词指代“党人”。信中说:“我现时东归,与诸同志暂别了。旅欧在王京岐同志的领导下,支持已有两年。在这两年的奋斗中,我亦竭尽绵薄之力,随诸同志之后,扩大本党组织,宣传本党主张,使驻法总支部能在法、比、德、意中占一相当。”【《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1925年5月5日,《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的工作》中指称为“同志”:“中山逝世后,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在这份行文简洁的文件中,“同志”指称明确,“各地同志”“我们的同志”合计使用了6次。同年,刘志丹在为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题词中写到:“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民族,向帝国主义进攻!”【《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蔡和森大量使用“同志”一词,是在1926年。时任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中国史的发展(提纲)——中国的发展及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51次提到“同志”一词。【参见《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5页。】笔者认为,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早期领导人此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别指称“同志”的思想,即站在战线尤其是共同和追求的人之间互称同志。同年,王若飞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言中,也大量使用“同志”一词,仅发言记录稿第三问题A部分的节选就使用了13次。【参见《王若飞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1页。】

  团结合作称呼“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亦曾以“同志”称呼。赵世炎在《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中呼吁:“的同志,现在应该十分明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同志现在应该一切军阀之老与新闻记者妄用的名词……身为员而是真实的中国民族,请你们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认清方向努力起来!”【《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69页。】他在《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之》一文中,更是多次用“同志”指称愿意团结合作的人,“国内的、社会各团体的,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于中山先生的人”,“此时更要”,“绝不当不前对于帝国主义之软化”,“绝不要对于帝国主义者之战斗”。【《赵世炎文集》,第174、176、177页。】

  分道扬镳后联合对象称呼“先生”。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人对内同情、在工作中需要联合的人仍称呼“同志”,对者则不再以“同志”相称。4月4日,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中,董必武提出:“各位同志,目前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际间的重大变化,同时因内被封建把持,引起了国民的危机。我们怎样应付国际间的重大变化,我们怎样排除封建,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应该注意的,而且是我们每个同志马上就要来工作的。”【《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4月12日、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在中国的紧急关头,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与了界限,国共两党互称“同志”的称谓至此告终。蔡和森明确指出:“星期评论社,此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的首领或派了。”【《蔡和森文集》(下),第792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团结国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御外侮,成为时代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对工作中需要联系的对象以“先生”相称。在与的进行通信时皆恢复为以“先生”【1936年5月25日,致阎锡山信中,以百川先生称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阎锡山;1936年8月14日,在致宋哲元的信中,以明轩先生称呼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详见《书信选集》,第34、40页。】之称代。到1930年代,致杜斌丞的信中,称“斌丞先生”,将杨虎城称之为“先生”,把我们的张文彬称之为“同志”【《书信选集》,第36、38页。】,区别“同志”和“先生”使用的语境已然清晰。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中,提到,“农业工人工会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这表明中国人使用“同志”“先生”等称谓的甄别标准已日渐形成。

  中国人在斗争中对“同志”称谓的使用,多体现的是这一概念的属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话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同志”一词的使用表明了中国人强烈的情怀和特定的“主义”追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把和内的三义者统称为“同志”。1925年2月10日的报告中,彭湃用“同志”称呼之三义者。【参见《彭湃文集》,第83页。】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指出:“我们的伟大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的客观,为我们定下了的三义。我们的伟大虽死,的三义不死。怎样使的三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赵世炎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惟一可贵的存在就是孙中山主义。中国的,特别是的同志,从今以后,应把孙中山主义当作行动的口号,民族的中心,在他的旗帜之下奋斗,在他的标帜四围,为民族而工作。”【《赵世炎文集》,第237页。】同年12月,赵世炎亦将的三义者与其他人区别出来。“老实说:的真敌人,除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官僚及其使用人外,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是敌人,何况实践中山主义的同志呢!”【《赵世炎文集》,第343页。】

  1927年4月1日,蔡和森在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词中,将三义之思想的人称之为“同志”,“此次回湘所见所闻,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现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会基础,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要扶助农工,即须与合作。且三义之民生主义,其结果即是主义。如须包括资本主义,应为四义。如谓三义与主义不同,则须除去民生主义,应为二义。希望各同志总理遗下三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以纠正理论”。【蔡和森:《在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词》,《湖南民报》1927年4月2日。】张太雷在《到底要不要?》中更直白地指出:“中山先生改组的目的是要把变成一个全国的结合;党要成为一个的结合方能成正能领导国民的党”,因此,“同志”应该积极的“结合”,打破的。【参见《张太雷文集》,第300页。】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蔡和森强调,中国与“两党既不相同”。的思想是“同志”共同的目标追求,“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的,即在指出目前的潮流,并非低落,全国工人农民须在目前加紧争斗为创造党的前途而奋斗,希望大会的团员同志,一致向此目标奋斗”。【《蔡和森文集》(下),第813、867页。】1930年,蔡和森更是严厉指出,要从“同志”中剔除两面派和小团体主义者,“应当的和两面派的手段斗争呵!这是我们的敌人呵!”【《蔡和森文集》(下),第1006页。】。

  中国的真正的“同志”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界限,具有的坚定性和的斗争性。蔡和森指出,我们的“同志”要无主义,“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主义者”【《蔡和森文集》(下),第809页。】。尽管如此,“主义”改变后也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后来,“有无数个无主义者,成为我们的同志了,或者抛弃无主义了”【《蔡和森文集》(下),第810页。】。

  李达认为,“无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无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李达:《无主义之解剖》,《》第4号1921年5月7日。】而真正的“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者”,“要干这种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第92页。】联合进步力量,广泛地扩大“同志”组织的实力和基础。指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这里说的“同志”是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者。“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文集》第1卷,第39、64页。】的同志,应该是有共同的“主义思想和行动”【《文集》第1卷,第70页。】的。

  互称同志是中内生活的一贯要求和规矩。1921年7月,一大党纲:“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意成为的人,经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成为我们的同志。”【中央档案馆编《选集(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新中国成立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件中仍以“同志”来称呼。曾明确指出:“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当“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为了确保形成平等的同志关系,1965年12月,中央专门就称呼问题发出《中央关于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中央文献选集(1949.1—1966.5)》第4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页。】。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第十一届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所有的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80页。】。说:“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句子的定义,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生活的若干准则》中重申,要“平等的同志关系,一律称同志”【《关于新形势下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监督条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同时,我们要注意处理好组织之间、同志之间关系,“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习:《在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线页。】。习指出:“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习谈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

  特定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的变迁、发展是某一概念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任何一个概念语义的流变,都有着特定的话语背景和价值指向。纵观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内涵的发展变动,彰显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阶级意识的确立到斗争的实践再到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动态演变过程。

  中国成立以来,“同志”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超越了“同心”“同德”,超越了纯粹语义上的“志同道合”,进而丰厚和深化了其语境意义。“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向了政党概念,并最终成为了之间彼此称呼的正式用语。同时,“同志”一词的表述和使用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平等作风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对主义奋斗目标的追求。总之,不论是烽火连天的年代,还是和平发展的建设岁月,“同志”概念都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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